他认为宪法的真正形态是一种诺莫斯（Nomos）的古典含义，它既表达一种正当观念构成的秩序，不同于纯粹实证意义上的法律。
四是在规定人人享有生命权或生命不可侵犯的同时，强调废除死刑。再次，从我国国家发展与治理能力提升看，消减死刑仍有空间。
如在国内即出现过多起由于家属不签字，医院拒绝手术从而病者死亡的事件，这间接的影响到了患者生命权的平等。国家在立法层面，也应该制定更加细致的法律制度，如加快制定《看守所法》等，[50]保证公共权力机关平等对待每一个人的生命权。有关毒品犯罪的数据，可参见《人民法院禁毒工作白皮书》（2012-2017），《人民法院报》2017年6月21日，第3版。但其最基本的内容，应该是个体享有的保有、持续自己生命的权利。[41]陈兴良：《编后馀话》，《中外法学》2005年第5期。
6月21日，警方接到举报，发现李思怡已经死亡多日。总的来看，各国宪法规定生命权的方式主要分为五种：一是规定非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而通过将人格利益理解为类似财产的客体，民法理论又构造了符合权利主客体区分范式的人格权。
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的支配权思维有其局限，告知同意模式的式微是重要表现。[xliv] 韩旭至：《个人信息保护中告知同意的困境与出路———兼论〈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相关条款》，《经贸法律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４８页。在此意义上，《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活动本身，都可以看作是国家保护义务的履行。
德国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是以《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结合《基本法》第1条第一款人的尊严和第2条第1款人格自由发展权导出的。在当下，虽然尚难找出告知同意模式的根本性替代方案，但规制模式的转变已不可避免。
应将个人信息权的规范目标调整为人格的自由发展，指向免于他人的人格干预。王利明认为，信息权利人对其个人信息享有独占性的支配权，信息的收集、利用行为原则上都应当经过信息权利人的同意，权利人有权决定其哪些个人信息可以被收集、哪些个人信息可以被利用以及在何种范围内以何种方式利用。[xxxiv] 韩强：《人格权确认与构造的法律依据》，《中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１４３页。在此意义上，以人格自由发展为规范目标的个人信息权，在利益衡量层面将更加开放、包容和灵活。
国家对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义务同样及于国家立法权，具体表现为国家建构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体系。之后，在对《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的审议中，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专门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的权力行使的合宪性作了说明。《个人信息保护法》在三审稿中纳入根据宪法条款，似乎表征着个人信息保护在底层逻辑上的更动，但相关立法材料并未提供充分的说明。[xxx] 参见许可：《数据权利：范式统合与规范分殊》，《政法论坛》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第９１页。
在欧盟法上，通信权和个人数据保护权各自有独立的规范基础，个人通信数据的处理往往涉及二者的竞合。[xxxix]在经典的财产权理论下，个人是基于劳动把自己的意志和能力等主观性添加到对象物之上而取得占有与支配的合法权利。
从实定法上观察，《民法典》1034条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条分别使用了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和个人信息权益的概念，《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章又使用了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的表述。民法学上权利与利益的区分保护原理，难以适用于整个合宪性法秩序。
[xlvi] 参见金可可：《论支配权概念》，《中国法学》２００６年第２期，第８４页。例如通常认为，个人针对个人信息并不享有财产权。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与利用的协调，必然意味着国家对于个人—平台的私法关系的介入：国家基于其对于个人信息权的宪法上的保护义务，应当帮助个人免于平台的人格干预。[liv] 曾韬：《祈祷治疗案》，载张翔主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３辑宗教法治），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３６页。[lv] 参见冯威：《雷巴赫案》，载张翔主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２辑言论自由），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８２页。在笔者看来，能在既有权利体系中解决的问题，没有必要诉诸未列举权利。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章第二节对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设定特殊规则，应该说体现了差异化构造的思维，但其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范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路径重构》，《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９０页。
[lx] 参见丁晓东：《用户画像、个性化推荐与个人信息保护》，《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８６页以下。[xxxi]人格尊严以及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条款在保护强度上的多层次性提示我们注意，作为整体概念的个人信息权在内部必然是差异化构造的，并且应当在个人信息处理的具体规则上得到落实。
在具体保护范围的厘定上，个人通信信息应被纳入第40条，而其他个人信息应纳入第38条。例如张新宝认为，当处理者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时，个人享有同意（或拒绝）处理者处理其个人信息的权利，体现出对其个人信息的支配力。
在普遍强化对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审查（控制）的背景下，以及不在形式上写明根据宪法或将伴随实质性违宪争议的历史经验下，《个人信息保护法》却仍迟至三审才纳入根据宪法条款，正说明立法机关在实质性宪法依据上的困惑与犹疑。在强调数字化治理的现下，国家机关和法定授权组织是重要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周汉华认为，最终纳入根据宪法条款，意味着《个人信息保护法》是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基本法，而不是民法的特别法。这意味着，作为权利束的个人信息权具有一种扩容的可能性，由不断信息化的各项权利捆扎而成。
二是不宜以隐私权保护方式予以保护，因为隐私权保护个人身份信息确有不完全、不完善的问题。宪法和法律委员会首次审议的法律案是《监察法》草案，在审议报告中对《监察法》立法的宪法依据作了说明。
但同时需要注意，个人信息经由信息处理者收集整合为数据后才产生财产性价值，企业对于数据的利用和交易活动可能落入《宪法》第13条财产权的保护范围，应从财产权角度确立其权利主体地位。财产权、住宅自由等古典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是通过明确权利客体并赋予权利主体以排他性的支配权来实现的。
[xxxvii] Ｌａｒｅｎｚ／Ｃａｎａｒｉｓ，Ｌｅｈｒｂｕｃｈｄｅｓ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ｓ，Ｂｄ．ＩＩ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ｅｒＴｅｒｉｌ，Ｈａｌｂｂａｎｄ．２，１３．Ａｕｆｌ．，１９９４，Ｓ．３７３ｆｆ．转引自朱虎著：《规制法与侵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６２页。[xli] 参见吕炳斌：《个人信息保护的同意困境及其出路》，《法商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２期，第８９－９２页。
[xxii] 参见姚岳绒：《论信息自决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在我国的证成》，《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７２页。从权利人所享有利益的范围观察，也有学者将个人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性利益表述为信息处理中的自主利益（或自决利益），[lii]以此说明这种利益仅适用于不对称的信息处理关系。分述如下： 第一，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笔者是在个人信息保护的宪法权利基础意义上使用权利束的概念，而非指向个人信息处理相关的法律权利的集合。
[xxiv] 高富平：《论个人信息保护的目的———以个人信息保护法益区分为核心》，《法商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１０７页。[xxiv]王锡锌和彭錞也将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宪法基础确定为《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
[ii]王锡锌也认为，应该放弃个人信息保护的民事权利基础论，而以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作为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的基础。若无法律明示或默示的授权，即便有个人同意，国家机关也不得处理个人信息。
以我国宪法文本为依据，将个人通信信息直接纳入《宪法》第40条的保护范围的方案，可以避免欧盟方案下论证个人通信信息同时受到两项基本权利保护所增加的解释负担。[xlvi]如果将个人信息权看作是主体对自身人格而非个人信息的权利，也就是将人格利益客体化的思维，仍能在支配权思维下展开规范内涵的建构。
